宋代的城市、商业与手工业PPT | 少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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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宋代的城市、商业与手工业

第一节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一、城市的巨变

宋代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城市性质及其风貌也发生重大改观，城市的经济意义明显增强。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作为决策和行政中心，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汉唐两代像长安和洛阳这样的首都级大城市，其商业批发等主要交易活动也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区域中进行。到唐代，在长安、洛阳那样的由政府规划建造起来的中心城市，城内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和商业交易区的“市”在空间上是分离的。每个坊的四周都绕有围墙，坊与坊之间是互相隔离的。坊内可容纳数百至上千户人家，每家之间也有围墙隔开。坊门昼启夜闭。坊、里是城中最基本的居民管理单位。坊内民居建造按等级身份有不同规定，禁止房屋和墙壁凸出路面，更不许侵街造舍，面街设铺。这种城区布局实质上反映了乡村聚落的居住模式。城中作为商业区域的“市”也有围墙环绕，市门按时启闭，市场交易活动只能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在坊内居民区，只存在一些小规模的零售商业。在绝大多数中小型非规划建造的州县城市，虽然也有坊作为城内一定地块即居民区的管理组织，但一般并不存在封闭性的坊墙，南方多数城市连城墙都没有，更别说坊墙了。城区的商业活动基本局限于由习俗形成的市，一般州城都有数个市，县城规模小的一般只有一个县市。这主要是为了利于政府设市门以征取市税。这些市大多延续到宋代，经营依然活跃。

中唐以降，城市商业日趋繁盛，城市面貌随之改观。原来那些筑有坊墙的规划城市，坊墙也大多倒塌，不再修筑，坊与市之间的隔离慢慢被取消。到宋代，坊作为基层管理组织而存在，一些城市在街巷两头修筑有从坊门演变而来的牌坊，所以坊名与巷名往往并称。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展开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年开封府的繁华气象就扑面而来。画中城楼以西，商店林立，屋宇雄壮，门面宽阔，生意兴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酒店、邸店、彩帛铺、饮食店等。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相国寺是北宋的皇家寺院，同时也是四方商品汇聚的大商场，每月定期开放8次，寺内大批房屋辟作营业性质的邸店，供各地来京商人居住和堆放货物。

南宋临安城中，融和坊北至市南坊，称为“珠子市”，交易额动辄万数。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边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共100多家。苏州城中，如鱼行桥东为富仁坊，桥西为嘉鱼坊，馆娃坊即果子行，和丰坊即米行等。在这样的大城市中，各种不同功能的商业机构，如柜坊、塌坊、邸店、质库、寄附铺等应运而生，择地开业。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在街道两旁开设店铺，当年宽阔的街面逐步缩小，于是发生了侵街现象。真宗咸平五年（1002），宋廷下令在开封城内拆毁侵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并在街道两旁设置标志。但后来大批房舍店铺又突破真宗时所立的标志，所以仁宗再次下令拆毁。到12世纪初的徽宗崇宁年间，开封城内的税务机关向侵街店铺收税。可以说宋代奠定了此后近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基本格局。

与此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所谓的鬼市，是每天五更时聚市，到天晓即散去的集市形式，主要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等小商品。至于夜市，大城市中各种店铺往往一直经营到三更时才结束。宋代城市中商业交易在时间上的限制也被突破了。

宋代城市人口急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再冲破原有城墙的束缚，向四周近郊地区扩展。城市近郊出现越来越多的居民点，商业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促使郊区的经济功能和外表景观与市区内日趋接近。由于城市人口的居住与商业活动往往会向交通便利的地域集中，城市居民区的这种“溢出”，并不意味着城墙内部各地块已均被人口“撑满”，而必然会存在某些相对空旷地块，“溢出”部分也大多集中在城关附近。

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内，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与此同时，在大中城市周围，特别是交通干线两旁，在商业繁盛的基础上自然发育出一批草市镇。这种情况在京畿地区如北宋开封、南宋临安，以及经济发达的两浙路、四川成都府路周围，以及运河沿线的交通干道等地，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在开封，早在五代末年，由于商业繁盛，后周显德三年（956），就在京城四周筑起“罗城”，即外城。北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外城已有坊区的设置，真宗景德四年（1007）罗城之内又设厢级组织，次年又将罗城划归开封府直接管辖。此外，开封周围，又出现了赤仓、陈桥、郭桥、八角、张二等镇，并设有税务。两浙路杭州城外围，早在北宋中叶已有八镇二市环绕，即南场、北关、安溪、西溪、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八镇和浙江、龙安二市。南宋临安成为行都，又新添崇新门外南土门市、东青门外北土门市，及湖州、半道红、赤山等市。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又在临安城外南、西、北三处，数十里内，多是市井坊陌，其规模往往可与外路的一个小型州城相比，这与唐代首都长安郊区，除别墅、花园、墓地、道观、寺庙外，其余全是耕地的景观，形成鲜明对照。

某些地方的州府，也突破城墙向外拓展。如江南东路首府建康，南门外的工商区设有城南厢；镇江城南9里外有个江口镇，从镇江城到江口镇长达9里的运河两岸，民居商肆夹渠而列；中原重镇徐州有罗城，淮南宿州城郊被众多民居城坊包围。有些城市甚至城郊人口超过了城内人口，如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在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城内只有3个坊，城外四周则有23个坊；而淮南真州（今江苏仪征），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城外有4700余户，城内只有1000余户。这些都是城市人口膨胀、城市规模扩大所致。

宋代的城市，有些原本是政治、军事中心，但随着商品活动的兴盛，其经济意义也在快速增强中，如开封、临安等大城市。有些城市原本也是各级政府所在地，但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交通孔道之旁，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国内转运贸易的中转站，起着联系各方区域市场枢纽的作用，其经济意义已与政治意义不相上下。如苏州是太湖流域的中心城市。成都是四川成都平原的中心城市，西川四路的交通枢纽，与吐蕃、大理从事茶马贸易的重要商埠，成都平原及其四周地区所产粮食、纺织品、陶瓷、纸张、书籍的集散地。北宋汴河沿线的淮、泗、真、扬等州，作为联系各地区域市场的商业城市，更是起到货物集散地和商品中转站的重要作用。长江中游的鄂州、川东的夔州，也都是重要商业重镇。另一类则是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江西景德镇、东川梓州（今四川三台）等，为手工业生产中心。但宋代手工业生产大多仍分散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城市主要作为其产品销售的集散地。

二、小城镇的发展

宋代的小城镇主要是从草市发展而来的。所谓草市，是指乡村地区自为聚落、私相贸易的定期集市。这类定期集市起源于先秦，“草市”之名则始见于南北朝的文献，入宋后大量出现。草市在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如店、步、墟、市等。“店”广泛存在于华北、四川陆路交通发达的要冲之地；“市”在全国普遍存在，以江南地区发展最多；“步”因兴起于水路要冲而得名，意为水边小镇，华中、华南居多；“墟”是指定期集市，西蜀地区也有称之为“痎”，意指隔日发作的疟疾。宋代的草市多为定期性集市，如长江中游一带多为三日一集，四川不少地方两日一集，东南一带，特别是两浙的不少地区，则已有发展到每日一集的经常性市场。

早期草市中的交易大多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余缺调剂和品种互换，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到南宋时期，大批草市已逐渐超越了它的早期阶段，与市镇一道发展成为区域性地方市场的细胞。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多数散布在人烟稠密的乡村聚落或水陆交通孔道之上，交易物以农具、布帛、瓷器、纸张等手工业制品和米谷、鱼肉、菜蔬、茶盐等生活资料为主，是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相互交换商品的地方，宋人称“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因此，买卖双方多系草市周围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但是，位于出产丰富、交通便利之处的较大草市，已有城市商人涉足其间，转贩之行商、零售之住贾，在此销售外地的茶盐、农具、瓷器、香烛等手工业制品，并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布帛及土特产，再运往城市中销售。因此，这类草市上便逐步出现了邸店、米肆、帛铺、酒家等设施。这样，不定期的草市便超越了“有人则满，无人则虚”的早期阶段，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居民点即所谓的“市”。农村地区市的居民，除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外，其他主要是各类商贩和手艺工匠，亦有少量官商、豪贾驵侩阶层如揽户、市驵、仓斗之流杂居其间。

到南宋时，在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草市数量已相当可观。如平江府常熟县（今属江苏）记载有练塘、支塘、甘草、涂崧、杨尖、直塘、梅素、石闼等8个市，而据考证，这个地区的乡村集市可能多达51个。有统计称，当时建康府有25个市，庆元府（今浙江宁波）22个市，台州16个市，嘉兴15个市，常州13个市，临安12个市，平江11个市，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作为散布在农村地区的初级商业中心，这些有着固定居民和商业设施的市，既是周围乡村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外运销的起点，又是各地运来的农村居民所需日常消费品与生产用品的销售终点。南宋末年方回所述嘉兴魏塘镇的情况正是如此，他说，当地的佃农带着几升至一斗不等的米，到市场上交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类的日常用品，而当地的米肆每日可得米数十石，然后按每100石一舟运至临安府、嘉兴府南浔镇、平江府等地出售，出售所得在当地购买货物，再回到市场上出卖。

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即成为市镇。宋以前的地方志中，州县以下只记载乡、里，没有市镇。北魏隋唐时期在要冲之区设险防守，置专门辖区，称为镇，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北宋时，原来的镇大多失去军事意义。但由于军镇多设于交通节点等重要地区，往往聚集一定的人口，形成市场，兼具商业功能，因此宋廷在这些地方设立镇官与税务官，其主要职责是防禁火灾、征收商税。这样，原来的军镇就成为商业性的市镇。

在军镇蜕变形成市镇的同时，由于草市、村市的不断发展，有些市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政府也设立镇官与税务官实施管理，也就上升为镇，因此宋人有“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事物纪原》卷六）的说法。譬如常熟的6个镇，其中的梅李就是由梅李市升为镇，庆安镇是由石闼市升为镇。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市上升为镇的例子很多，北宋熙宁时期全国新设镇106个，其中京东、京西两路超过了40个。而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仅苏、常、湖、秀地区就有20余镇，密集度很高。

这类商业性的市镇，有些在人口规模与商业税收方面已接近或超过了当地的州县治所。如秀州澉浦镇有5000余户居民，福州海口镇有2000户居民。蕲口镇商税额为26540贯，辖领蕲口的蕲州仅为21141贯；丁字河镇为18119贯，宁海镇为12073贯，辖领此两镇的滨州则为8878贯；池口镇为13386贯，辖领池口镇的池州仅4805贯；沙市为9801贯，辖领沙市的江陵府为8468贯；固始镇为9200贯，辖领固始镇的光州为4952贯，等等。由于市镇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宋代出现升镇为县的记载。如宋太祖建隆四年（963），京畿路开封府的东明镇升为东明县；真宗咸平五年（1002），升通浒镇为咸平县；京东路，太祖乾德三年（965）以阴城镇置乾德县；在河北路，仁宗嘉祐元年（1056）以冀州新河镇为新河县。南宋还出现了县治迁设于市的记载，如度宗咸淳六年（1270），湖北枝江县治移徙至该县下沱市。

据统计，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宋境共有市镇1871个。南宋疆域缩小，但见诸记载的市镇仍有近2000个，此外还有4000—5000个集市。两者相加，宋代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这些都是根据现存记载统计的，实际上墟集市镇的数量肯定还要多。各类手工业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市镇经济的主要成分，市镇周围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是市镇赖以生长的土壤；交会于市镇的水陆交通，则是为市镇输送养料的孔道。因此，这种市镇经济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乡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通过数千墟集市镇，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其他地区发生日趋广泛的贸易交换；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久地影响着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促使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特点。

三、商业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两宋时期，传统的以奢侈品为主的贩运性商业，已经开始向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规模性商业转变。

中唐以前，长途贩运主要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这些产品价值高而体小量轻，容易获取高额利润，总体上是服务于社会上层，除盐、铁等特种商品外，与乡村百姓的生活较少关联。而宋代投入市场的商品，在品种上较前代大大丰富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金银细工、乳香犀牛之类的高档奢侈品，其消费对象仍以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为主；二是农具、手工业工具，以及船只耕牛之类的生产资料；三是日用瓷器、布帛和市镇城郭居民的粮食、茶盐等生活必需品。宋代商业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主要表现在后两类商品急剧进入市场，其比重不断上升，并与城乡的生产生活发生日益广泛的联系。就生产资料而言，大宗商品有铁器、木材、煤炭、各种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以及船只、耕牛之类。如耕牛，北宋开封等城市设有牛行，专门从事贩牛生意。北宋政府鼓励私商从事耕牛贸易，曾予免税优惠。南宋时耕牛贸易规模巨大，每年可达七八万头。当然，构成商品流通主体的，仍是与城乡居民日常所需相关的生活资料，尤以粮食、布帛、瓷器、食盐、茶叶等交易所占比重为大。如北宋开封一年大约需要商品粮数百万石，南宋临安米铺日粜三四千石。乡村居民为了换取盐、铁等生活生产用品，必须扩大余粮出售的规模，于是就有粮商在市镇墟集上开设米肆，低价收购，再运到城中销售。与此相应，城中设有“米市”与“铺户”。米市是专营大米批发业务的市场，设有行头，接待外地米客买卖；铺户则是专营零售业务的米店。

以奢侈品为主的贩运性商业转变为以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主的规模性商业，为赵宋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商税收入。北宋时期，商税收入一度高达1975万贯，常年都在800万—900万贯。有学者根据商税额，估计北宋时期平均一户一年消费商品合铜钱10余贯，认为由此可见宋代商业规模的巨大和城乡居民卷入商品经济漩涡之普遍。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城市迅速地商业化，而城市的商业化又促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二元格局在宋代已经基本成形，其显著的标志是，宋代第一次把城镇坊郭户从乡村主客户中区别出来，另行编制户籍。唐代对城镇人口的管理制度与乡村无异，“坊郭户”只是他们的泛称。到宋代，坊郭户就成了户籍制度中与“乡村户”相对应的、府州县治以及镇区等城居人口的专用名称，所以有“县坊郭”和“镇坊郭”等称谓。在管理上，前代城市与农村一样实行乡里制，宋代城乡已经分治。北宋中期，在原先城区的坊制之上，逐渐增设厢一级管理机构。如开封府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将城内外居民区分为8厢，后增到10厢，置厢官，管理一厢民政，厢逐渐成了府衙下属的一级城区管理机构，从而形成厢坊制。外地州府，如淮南东路楚州设西、北两厢，明州罗城有4厢，即东南厢、东北厢、西北厢、西南厢；绍兴府分为5厢；严州有右、左两厢。厢下辖坊，如开封府10厢，平均每厢辖12坊。厢官管理民政，治安则由巡检使和监镇官负责。

宋代坊郭户中包括地主、豪贾巨富和行业总首等上层阶层，有普通商人和手工业者，有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市井小民和贫困秀才等各色人等。无疑，城镇居民即便不是直接从事丰富多彩的商业活动，也被深深卷入十分商业化的城市生活。

市镇的成长、城市商业的繁盛，自然会对农村地区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首先是加速了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过程。特别是市镇周围地区的乡村农户，其产品包括粮食、蚕桑、布帛、水果、蔬菜等，有日益增多的部分被抛入市场。这样，原来自给自足体制中的封闭市场。这样，原来自给自足体制中的封闭型农民，必然会或快或慢地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其次，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日渐增多。官僚、士人经商在宋代十分普遍，司空见惯。而市镇的兴起则既为乡居地主投资商提供了高额利润的刺激，也提供了就近设店的方便。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投资于商业，等到工商业的利润足以维持其全家生活时，他们就会抵御不住城居生活的各种诱惑。例如南方产茶州军中就有不少地主既在城外拥有茶园，又在城中开设茶铺。而宋代所谓的“遥佃户”就专门指称日趋增多的城居地主。城市的兴起也促进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移动。市镇城郭商业活动的扩大，必然需要更多的店员和运夫，市镇手工业的兴起则推动着城市雇工群的扩大，城中商人、官僚以及城居地主的增多则刺激着对厨娘、女红、仆人的需求，这些因素无不吸引着无地或少地农户进城谋生。

当然，宋代城市发展所呈现的新景象，主要是相比于前代传统的古典型城市而言的，其城市商品化的繁荣景象，也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的东南、西川等地区较为突出。偏远乡村的农民，有的一年中只有过年节时才负薪进入城市一次，卖得几十文钱，买些调味品而已。总体而言，宋代绝大部分城市仍以其政治性功能为主。但宋代城市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开端。

第二节　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新形象

一、货币制度与货币关系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宋代实行以铜钱为本位的铸币制度。随着晚唐以来商业的持续发展，低币值的铜币体系无力应付商品交易量的急剧增长，宋代出现了贱金属（铜钱、铁钱）与贵金属并用、铸币与纸币并用的复杂局面。

汉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铜本位币制。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藩镇自铸钱币，规制大乱。宋朝统一后，各地方政权自铸通行的区域性货币混杂流通，南方许多地区还使用铁钱。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宋廷整顿全国币制，废止江南各地区的铁钱，大铸铜钱，扩大铜钱的流通区域。结果除四川一地仍用铁钱以外，铜钱基本上成为北宋境内统一的流通货币。与此同时，为了应付商品交换规模的日益扩大，及社会对货币量需求的不断扩大，宋廷一再扩大铜钱的铸造额。唐代年铸钱的最高额不过32.7万贯，北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每年铸80万贯，景德年间（1004—1007）为180万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77、1078—1085）更达到600万贯，比唐代增长17倍。但铜铸币的增长仍无法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钱荒”即货币供应不足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币材不足、铜钱外流等原因，使得钱荒现象更为严重。宋代钱币大量流向境外，如周边的辽、夏、金诸国，以及东瀛日本、东南亚诸国。铜同时也是民间制作日用器皿的重要材料，宋代民间销钱铸器盛行，获利丰厚，朝廷屡禁不止。

由于宋朝的铜钱流入辽、夏、金辖区，加上边境战事不断，军需浩瀚，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宋廷不得不再次使用铁钱，铁钱的流通区域从西川四路扩及陕西、河东共6路地区。此后铁钱流通区域不断扩大，至北宋晚期，除京畿、荆湖南北和淮南东西这5路外，其余19路均有铁钱流通。

为了解决宋代日益严重的钱荒问题，宋廷采用了纸币作为一种替代性货币，来弥补铜钱的不足。

宋代纸币因用坚韧耐磨的楮纸印刷，所以通称“楮币”。最早出现的纸币是10世纪下半叶的四川“交子”。北宋初年，由于铁钱过于笨重，不便使用，成都府有富商豪民开设“交子铺户”，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交子的面额由交子铺商按存款数目临时填写，商人提款时付3％的保管费。这时的交子，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凭据，而非货币。由于交子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用“屋木人物”为图案，又有防伪记号，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流通的过程中，交子逐步具备了货币的性质。

交子铺户很快就发现，只要持有一定比例的铸币，即可应付日常取款业务，于是开始印制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成为铸币的符号代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币。这个现象出现在太宗至道末年，即10世纪90年代后期。不久，由于交子铺户在发行交子后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导致大量纠纷。景德年间（1004-1007），知益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排除不法之徒，确认由16户富户经营，交子发行由此得到政府认可，并明确规定交子面额为1缗，即1000文。此后又曾一度取消交子铺，导致市场萧条。仁宗天圣元年（1023），宋廷决定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国有，设“益州交子务”，在四川境内发行“官交子”。首次发行交子1256340贯，备本钱36万贯，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7％。交子两年后印制新币，以兑旧币。后来改为每遇闰年交子换界，亦即大体上每三年一换界。

交子开始仅局限在四川一地，此后流通地域日益扩大，徽宗大观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交子改称“钱引”，纸币有向全国发展的趋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开始发行纸币，称“会子”，开始仅限于两浙地区使用，故称“东南会子”。后由于原料供应不足等原因，南宋政府每年铸造铜钱的数量相比北宋急剧下降，一般每年不过10余万贯，东南会子使用范围扩大到两淮、湖北、京西等路。此后又陆续出现多种地方性纸币。

官交发行之初是有限额并备本金的，但宋代纸币的发行，很快就从少备本金，到无本金，再到滥发无度。北宋政府在与西北民族政权交战时，为筹军费，往往滥发纸币。崇宁年间（1102—1106），宋廷就成十倍地扩大交子发行额，大观元年（1107）改交子为钱引时，发行额又扩大到原初的20倍，导致纸币迅速贬值。南宋初年发行的会子，起初并无定额。孝宗乾道四年（1168）定为每次发行额为1000万贯，三年发行一次，每贯价值铜钱770文。到淳熙初年（1174—1175）增至2200多万贯，庆元元年（1195）增至3000万贯，嘉定三年（1210）增至11500万贯，淳祐六年（1246）则增至65000万贯，纸币必然贬值。

宋代出现纸币虽有商品交换扩大的推动，但它产生的主要原因当在于铸币币材供应的不足。作为信用货币，纸币的功能也不完全，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宋代纸币应被视为贱金属铸币的替代货币。到明中叶以后，随着白银供应的增多，纸币终被淘汰。

入宋以后，白银作为交换手段进入流通领域的迹象比较明显。白银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支付手段，主要用于抛向市场收买耕牛、粮食，也可作为军费给官兵发饷颁禄。由于中国银矿资源不足，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在宋代并不普遍。

宋朝政府还设立便钱务，作为中央政府授权办理钱财汇兑的专业机构。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先将钱币交给便钱务，换取书填现金数额的“引据”，商人凭引据到指定州县即可领取现钱使用。各地州县因此而省去了辇运钱币上供京师的麻烦，商人也免除了携带过重钱币上路的苦楚。因此，宋代的便钱业务即现金汇兑十分兴盛，既有官营便钱，也有私营便钱。太宗至道末年（997），官营便钱中商人入便钱即达170万贯，到真宗天禧末年（1021）增至283万贯。至迟到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除地方之间的汇兑业务仍由官私便钱业经营外，京师与地方之间的官营汇兑改由榷货务经营了。在各地市籴粮草过程中，榷货务还承担着兑付各种信用证券和向地方政府拨款的任务，以及货币兑换和货币回笼的业务。

在宋代，货币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财富形式，并对国家财政、人民生活与社会生产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宋代财政货币化趋势十分显著。由于专卖与商税所得大幅增加，货币收入在宋代财政中激增。据估算，与唐代相比，北宋的货币收入增加，而实物收入减少，尤其是布帛减少的幅度相当之大，说明货币在宋代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有很大的上升。有学者将北宋几个年份的财政收入全部折算为货币价值，以比较宋代专卖税、商税与农业二税所占的比重，可以发现，货币收入在北宋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10世纪末的不到一半，发展到11世纪的70％以上。数据并不一定精确，但可以反映货币收入增加的程度。宋神宗熙丰变法所创立的新税种，如免役钱等，大多直接向农民征收货币。到南宋，由于征收折帛钱，以及向地方调发经总制钱等，中央政府的货币收入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随着隐田漏税现象日益严重，实物收入更是有所减少，因此，货币收入在南宋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要比北宋更大。

宋代政府财政货币化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为了缴纳政府的货币性赋税，不得不出卖农产品以换取货币，这就推动着宋代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加强，其实际收入也越来越受物价的影响。宋代财政货币化，一方面反映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税收政策推波助澜的结果。由于对货币经济看法的差异，赋税应否征钱曾在北宋熙丰年间（1068—1085）引起主张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官员之间的激烈政争。

在宋代，城市及其他地方各类从事工商业及雇佣之人，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货币，其生产、生活物资也是依靠市场渠道来获得，因此对市场与货币的依赖性很大。欧阳修曾说，在京师的小商人只要一天不做生意，就有可能挨饿受冻。北宋时麟州经受战乱以后，城内人口稀少，市场原本就萧条，加上酒业由官府专营，居民更无生意可做，只得纷纷离开这个城市，另谋生计。货币也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除前述换钱纳税的需要之外，农民购买香烛、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农具、种子等生产必需品，都得靠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来获得。宋代农民与市场的这种联系，较之前代显然更为广泛与深刻了。农业收入不足糊口而兼营工商或当雇工的农民，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生产者，对货币的依赖程度就更大。北宋梅尧臣有诗：“水上卖瓜女，摘瓜陂上田。长麻已不识，满把青铜钱。”（《宛陵集》卷三十二）写的就是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与货币经济的紧密关系。此外，由于货币是宋廷发放的官俸与兵饷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与军人的生活无不受到货币经济的影响，物价的变化、币制的变化，也无不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货币影响的扩大，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宋代的物价与币制很不稳定，也增加了商品经济经营的风险。货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更造成了社会垂直流动的加速，特别是土地自由频繁买卖，使宋代社会的贫富转换很快，这些都是宋代社会所呈现的新现象。

当然，从总体看，宋代仍是以实物经济占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实物仍为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形态，在交换手段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宋代最基本产业农业的经营中，地主向佃农收取的主要是实物地租，除经济作物生产领域之外，仍未发现直接以货币形式收取地租的现象。

二、城乡市场的发展

宋代的市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国性市场，主要交流全国各地的特产。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主要是农村向城市供应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生产性城市生产的手工制品销往各地的情况则相对为少。此外，宋代农民一般都能生产基本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但也需要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交换耕牛、农具、茶盐之类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这样的交易一般在乡村的草市中即可完成，这就是第三层次的农村基层市场。

全国性的市场，是由商人长途贩运全国以及海外的特产到各地买卖而形成的。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商品，既有粮草、布帛、耕牛等基础生产资料从主产区向非产区流动，更主要的是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和著名的手工产品，以及海外进口的奢侈商品，汇集到大中城市，供社会富贵阶层消费。如庄绰在《鸡肋篇》中提到的著名手工产品，定州缂丝，单州成武县薄缣，鄢陵绢，泾州方胜花，嵌堬石铁石尺、镊子，邠宁州绵绸，凤翔鞍瓦，原州铁衔，西夏兴州良弓，河间篦刀子，衢州开化县茶笼铁锁，苏州黄草心布，越州寺绫，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等，就流通在全国性市场上。真宗朝建造玉清昭应宫的土木工程中使用了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柟、槠，温、台、衢、吉之檮，永、澧、处之槻、樟，漳、潭、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等材料，这些特产也当是全国流通的商品。又如周邦彦《汴都赋》所记集中于开封的全国各地的商品，则有安邑的枣、江陵的橘，陈、夏的漆，齐、鲁的麻、薑、桂、藳、谷、丝、绵、布、缕、鲐、鮆、鲰、鲍、酿、盐、醯、豉，翳无闾的珣玕，会稽的竹箭，华山的金、石，梁山的犀、象，霍山的珠、玉，幽都的筋、角，赤山的文皮等。

从各种土特产品的流动方向来说，以淮河为界，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地区的物资，即通常所谓的“南货”与“北货”。南货主要有米、茶、耕牛、绢制品、麻葛制品、木棉、砂糖、香料、药物、宝货、铜钱、武具、武器材料、金银器、竹木藤漆品、陶瓷品、文具、书籍等。北货则有北珠、绢制品、毛皮、北方药物等，北方药物主要有甘草、人参等。当时这些南北货的中转交换地点是作为海港的密州、澉浦镇、明州，内陆城市的开封府、永兴军、江陵、寿春、成都、杭州、越州等；南宋时则有盱眙军、楚州北神镇、杨家塞、淮阴县磨盘口、安丰军水寨、花靥镇、枣阳军、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等。然而，虽说是南北货的交换，但北方产的除绢、药物之外，基本上是南方产的物资流入北方，供人们消费或转卖给北族，如米、盐、茶、香药等这些能获巨额利润的重要流通物资几乎全是南方产的。南货、北货之外，又有蜀货，即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的物资，也形成了独自的流通圈。蜀货主要是茶、绢制品、麻制品、药物、文具、书籍、水果、砂糖等。而流入蜀地的物资有盐、马、药物、陶瓷品等。

此外，宋朝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也非常发达。如宋辽贸易中，从宋流入辽的商品有香药、犀角、象牙、珠玉、茶、缯帛、漆器、陶瓷、金银装饰品、秔糯，以及图书、粮食、武器等，从辽流入宋的商品有银、麻布、羊、马、奴隶等。在宋日贸易中，从宋流入日本的商品有香料、贵木、绢、陶瓷、陶砂、琉璃壶、水牛如意、玛瑙带、药品、颜料、典籍、文具、唐画、什器、鸟兽等；从日本流入宋的商品有金、沙金、珍珠、药珠、水银、鹿角、茯苓、硫黄、螺壳、莞席、杉木、松木、罗木、美术工艺品、铜器、武器。在南海贸易中，宋输出的主要是金、银、铜、铁及其制品，水银、陶瓷器、漆器、五色轻缣帛、丝绸、青白土印布、麻布、黄草布、硫黄、焰硝、桐油、篦箕、木梳、草席、纸札、主谷、精糖、木材、图书之类，而南海输入的商品有香料、棉花、木棉、鸟兽、水果、玳瑁、犀角、象牙、珍珠、黄蜡等。

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市镇和墟市而构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的城乡市场在宋代日益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以几个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区域性市场的特点是，区域市场内的商品主要通过“农村—墟市—市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这样一个层次分明的市场网络汇聚和辐射，每一级市场向上集中下级市场的商品，向下流散上级市场的商品，一般将中心城市所能汇集商品的初级市场的范围作为区域市场的范围。宋代大致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广州为中心的西南市场，以成都府、梓州和兴元府为中心的蜀川诸路的区域性市场，以及以永兴军、太原府和秦州为支点的西北市场。

三、商人的新形象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商品经营活动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宋代商品经营者可以包括以下诸阶层：官员胥吏，皇亲国戚，士人乡绅，寺庙僧尼，乡村农户，乡镇个体手工业者，行商坐贾，城镇市民，浮游流亡人户，其他人户等。官吏经商，历代有之，到宋代则更为普遍。不仅大官僚经商，小官吏也经商。不仅在职者经营，致仕退休者也经营。他们或假借职权经商，或以公入私，或派部属仆人经营，或纵使家人子弟买卖，官吏经商成为风气，不可收拾。此外，不少皇亲国戚、宗室子弟、在学士子，也都热衷于经商。宋代僧侣经济势力很大，上层僧人往往通过经商致富，普通僧侣、道士也买卖小商品，相国寺的和尚还开设卖猪肉的烧猪院。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原料生产的分离、商业与手工业分离的趋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开始向商业领域发展。在宋人的观念中，要想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思想越来越流行。

由于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进入流通市场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经营逐渐发展为规模经营，社会上日益出现一批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饭店拥有50余炉，雇工达100—200人；有的金银彩帛铺，交易动辄上千万贯；有的布商一次可交易5000匹等。商业的经营方式有长短途贩运、产销一体化经营、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预买预卖等类型。贩运经营在当时商品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许多商人赖此致富。贩运经营又可分为国内长短途贩运和海外长途贩运。国内贩运主要是南北之间，也有区域之间的，规模不等，如贩运米谷、纺织品、盐茶，以及耕牛、药品、果品等。海上长途贩运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最负盛名的有“闽商”“浙商”等，其资本往往以千万贯、上亿贯数计。其他经营形式如产销一体化、包买包卖或预买预卖等，集中在手工产品行业和部分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中。以批发零售、行商坐贾联营的方式经营商品的，主要是在城镇中设立店铺，如城市中的金银铺、彩帛铺、医药铺、香药铺以及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酒楼、饭店、食品店、茶肆、水果店、米店等。

由于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加上众多的官吏士人加入商品经营的行列，宋代社会对商业的看法与前代相比有了某些变化。如有些士大夫认为，应当改变农本工商末的观点，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百姓的本业，应当同等对待。由于宋代许多商人拥有大量财富，又经常突破政府对各阶层服饰与交通工具的规定，衣着与出行豪华讲排场，往往会引起士大夫们的妒忌。北宋的范纯仁说：“今之商贾富人，车马器服，皆无制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南宋的陆游也在诗中感叹：“布衣儒生例骨立，纨绔市儿皆瓠肥。”（《剑南诗稿》卷二十九）这种现象都表明，虽然宋代商人仍受传统等级制度的种种限制，但他们——尤其是富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还往往引起社会其他阶层的羡慕和妒忌。而政府对商业与商人，也比过去重视。

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宋代虽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与士大夫相比，一般情况下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宋代规定商人子弟，有奇才异行，也可以参加科举，商人已部分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而且由于读书应举要有经济实力为后盾，因此商人子弟应举入仕，至少在经济方面占有优势。而父兄辈先通过经商致富，然后再培养子弟科举入仕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商人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也由此得到提升。如仁宗朝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原本出身于商人家庭，后通过科举考试中状元而入仕为官。除了科举入仕以外，商人还可以纳钱买官，或者直接通过钱财结纳权贵。宋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商人买官之风大盛，民间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卷十）的说法。此外，通过纳贿、联姻、投靠权贵等途径，商人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加入统治者的行列。北宋苏辙甚至认为，当今商贾子弟，无不想方设法成为士人。

长远来看，从宋代开始，商人市民与士人官员的界限已不如前代那么泾渭分明，许多有远见的商人市民主动向士人阶层靠拢，他们不但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官场，为扩大经营谋求政治庇护，而且也逐渐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如南宋思想家陈亮认为，农商相互依赖，社会才会兴盛，对商人受到官绅压制表示强烈不满，发出“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雠疾”（《龙川集》卷二十六）的感叹。

四、交通与交通工具

宋代地方性区域市场的初步形成，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规模的扩大，以及被中央政府视为生命线的各地财赋之征集运输，都有赖于交通运输系统的发达。两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运河网络的发达和陆上交通向周边地区的延伸这两个方面。

从总体格局看，宋代陆路交通与汉唐大体相同。北宋以开封为中心，有通往各地州府的官道；各路首府，也有大道与所属州县相通。比较而言，华北平原地带道路网络更为密集，而江南地区水运更为普遍。就陆上交通而言，宋代着力较多的有三个方面：连接中部与岭南的大庾岭商道的扩建，西南滇桂博马商道的贯通，四川与陕西运茶通道的经营。

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遮断，加之岭南海外贸易日渐兴盛，中原与岭南的人员、物资交流日渐频繁，于是扩建大庾岭商道便被提上议事日程。大庾岭，又称梅岭，位于今江西大余县正南12.5千米处。越岭而过的96千米长的大庾岭古道，始凿于秦始皇时。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受命扩建大庾岭商道，自此可通车马。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由广南东路转运使蔡杭及江西提点刑狱使、权知南安军蔡挺兄弟，组织粤赣二地民众重修扩建大庾岭商道。完工后又在岭上隘口处兴建关楼一座，以分江西、广南之界，此即今天的梅关。至此，江西大庾岭和湖南凤岭一道，成为中原通往广南的主要商业通道。

在今西南地区，滇桂通道的打通，使云南、贵州和广西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宋朝以大渡河为界与大理国对峙，川滇交通因此受阻，大理政权与宋朝辖境的往来，便主要依赖滇桂通道。宋廷十分需要大理的马匹来装备自己的军队，因此，滇桂通道又是以输马为主的商道。宋代自邕州（今广西南宁）西去大理善阐府（今云南昆明）有三条路：一经自杞（今贵州兴义），一经特磨道（今云南广南），一经罗殿国（其中心在贵州安顺地区）。邕州北上桂州（今广西桂林），则有象州、藤州两路可行。抵达桂州之后，北宋时可经永州（今湖南零陵）、郴州、潭州（今湖南长沙）、岳州（今湖南岳阳），然后可抵东京开封府；南宋时自桂州经永州、郴州、衡州、潭州，再东折信州（今江西上饶）、衢州，可达行都临安府。宋代滇桂间交通畅通，马市兴盛。通道沿线及邕州与安南交界地兴起了横山寨、永平寨、太平寨和钦州等处博易场，宋廷通过这些博易场大批购买西南马匹，往返于滇桂通道的贩马商人络绎不绝。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在邕州置买马司，每年得马1000匹；绍兴十一年（1141）达到2450匹，到孝宗淳熙二年（1175）再增至3000余匹。宋朝用于博马的商品有黄金、锦、廉州盐、缯及各色绫罗绸缎。其中仅盐一项即达每年200万斤。各地土特产也汇集博马场参与交易，除马以外，西南药材、内地纺织品等充溢市场，琳琅满目。

在西南与西北的崇山峻岭之间，还有一条以运茶为主的陆上通道。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为把川茶运到西北秦州一带进行茶马贸易，时任都大提举成都府、永兴军等路榷茶公事的陆师闵，按照朝廷要求，在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军之间，开辟运茶道路，沿途15里设1个茶铺，每铺50人，专门运茶。但连接川蜀和陕甘的这条运茶通道，道路状况十分险恶，运茶军民生命安全无法保障，途中逃匿的情况经常发生。

水路运输是古代社会最便利也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其中汴河是北宋漕运的主航道，对北宋王朝的意义重大。赵匡胤建都，未选择有山河之险的西京洛阳，却选择了地处平原的开封，就是因为开封东临汴河，利于漕运江南财赋。汴河即隋之通济渠，唐称广济渠。唐代汴水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分流，北线经徐州入泗水，经宿迁南达于淮，此即古汴渠；南线经宿州（今安徽宿县）、虹县（今安徽泗县）、临淮，南下泗州（今江苏盱眙）入淮。北宋之汴河，是指南线这条运河，其水源来自黄河，在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东北）南，设汴口受纳黄河水。在淮水以南有隋唐所凿的邗沟（淮南运河），沟通江淮；又有江南运河沟通长江和钱塘江流域。

汴河的水源来自黄河，因而受到黄河的严重影响：一是黄河河道摆动，流向不一，导致黄河入汴河口经常变易；二是黄河暴涨，汴河也有决溢之患；三是黄河水带来的泥沙甚多，汴河河床也日益淤浅，不利漕运；四是黄河冬天水枯河封，汴河漕运年不过200天，为期太短。宋政府采取多种办法以解决上述问题，如每当河口要变易，即开凿河口使其通畅；在黄河暴涨之时，汴河开闸分洪，以杀水势；同时每当汴河水位上升超过7尺5寸的警戒水位，即派大批兵士巡视，以防不虞；此外还束水冲沙，即人为地使河道狭窄，用来加大流速，冲泻淤积泥土，也曾以汴水淤田，减少淤积，等等。但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河床的淤积和水枯的要害问题。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都水监丞范子渊认为洛水流量大于汴河，可以用洛水代替黄河成为汴河水源，以清汴水，并加大汴水流量，因此提出了“导洛清汴”的建议。宋神宗批准了这项建议，次年三月动工，在河阴县沙谷口开河51里，两岸筑堤103里，引洛入汴。工程当年完工，第二年汴河即进入全年通航的新阶段。然因冬季军士破冰开河十分艰巨等原因，至哲宗元祐五年（1090）又关闭伊洛河口，重新导黄入汴。导洛入汴前后持续了11年。为了避开江南舟船经过百里淮水的风涛之险，神宗元丰六年，又调集10万民夫筑龟山运河，此运河沿当时的洪泽湖北岸和淮水南岸，自东北向西南行，起自洪泽镇（今安徽洪泽），下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境内），全长57千米，阔15丈，深1.5丈。筑成后进一步沟通了中原与江南的水路交通。

汴渠的主要作用是把集中到淮南的南方诸路上缴财赋运送到开封。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运江淮米豆共400万石，至道元年（995），达580万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增至700万石，仁宗时有个别年份达800万石，后以600万石为常额。

从开封通向淮南的另一条运河是惠民河，起自新郑东南，会合闵、洧、潩、溱诸水，依闵河道东北向流入开封，出京城折向东南，又依蔡河河道流经陈州（今河南淮阳），至今蔡口镇入颍水，沿颍水下达寿春，接通淮河。其主要作用是漕运开封南面陈、颍、许、蔡、光、寿六州上供的粟豆60万石。从开封通向京东齐鲁地区的有广济河，自开封向东流经今河南兰考、山东定陶，至巨野西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此渠阔5丈，所以又名“五丈河”。宋初（961）引金水河架漕过汴与之相汇，故以金水河为源头。开宝六年（973），改名“广济”。太宗时岁运粟麦12万石，至神宗元丰六年（1083）增至60万石。陕西地区与开封之间的货物通过黄河运输，北宋时陕西每年运送菽粟经黄河顺流而下至汴口，定额80万石。

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是北宋的漕运四河。此外，河北路有御河，即永济渠，北通乾宁军，南面通过黄河入汴河与京师相通，所以常以此河运输河北军储。淮南运河是从真州经扬州到淮河上的楚州一段，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淮南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北宋以开封为中心，通过浚治并利用自然河道，呈放射状向四方延伸出的漕运四河，构成了一个错综密集的运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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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江南运河发挥了重要的漕运作用。江南运河是隋唐运河江南段在浙西路的一段，北宋时两浙路物资由此北上。南宋时，江南运河自临安府至镇江口闸，长641里，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由于地势平坦，通航能力远大于淮南运河、汴河。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梁湖堰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至大江（今钱塘江）的运河，这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此外，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灵渠，宋代时也常加疏浚，维持航行畅通。除了运河之外，长江、黄河、淮河等河流及其支流，则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淮南运河或浙西运河。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下行至汴口（今河南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汴河至东京开封府。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陕西高陵南）。珠江、淮河的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包括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的。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也设市舶机构实行管理。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立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征税机构，宋代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中外商人因风向不便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往往从海道进入宋辽的界河（今天津海河），有时也向北航行于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行都临安府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经浙东运河运至临安。

第三节　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与技术的进步

一、官私手工业的经营状况

宋代官营手工业在铸币业和兵器制造业中仍据独占地位，此外还控制着部分矿冶业、纺织业、造船业以及少量瓷窑。但种种迹象表明，在与民生日用相关的多数行业，民营手工业普遍崛起，而且日趋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主导地位；在某些时段或某些领域，甚至迫使官营手工业逐步收缩，或者改变其经营方式。

由于官营手工业部门具有雄厚的资金、完善的设备和充足的原料供应，并且集中了数量众多且技艺高超的工匠，故其工场的规模一般都远在民营手工业之上。其中事关国家财政和国防的矿冶、铸钱和兵器业尤为突出。

钱币铸造业，连带为其提供原料的冶铜业，历来是政府独占的手工业部门。政府往往在产铜矿区设置铜冶工场，并在产量较大的铜冶基地再置铸币作坊。例如信州铅山场（今江西上饶境内）即是宋廷冶铜、铸钱的重要基地。北宋后期，当地有10万工匠，每年可铸钱百余万贯，相当于北宋年铸铜钱最高额的1/5。岭南韶州（今广东韶关）岑水场，规模与信州铅山场相当，神宗元丰元年（1078），该场产铜1281万斤，占当年宋廷全部“铜课”的80％以上，据称依赖此铜矿为生的可能有近10万人。如此规模的矿冶、铸造业，其内部必然有较为细致的分工。铜冶中至少分采矿、碓磨、淘洗、上炉等四道工序。铸钱业则有制模、翻砂、刀错、水浸、排整等。

北宋设于开封的综合性兵器制造工场“南北作坊”，神宗熙宁三年（1070）改称“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戎具、旗帜、油衣、藤漆、什器之物。南北作坊共拥有51个大型作坊：木作、杖鼓作、藤席作、[插图]子作、竹作、漆作、马甲作、大弩作、条作、桡作、胡鞍作、油衣作、马甲生叶作、打绳作、漆衣甲作、剑作、糊粘作、戎具作、掐素作、雕木作、蜡烛作、地衣作、铁甲作、钉钗作、铁身作、马甲造熟作、磨剑作、皮甲作、钉头竿作、铜作、弩桩作、钉弩桩红破皮作、针作、漆器作、画作、镴摆作、网甲作、桑甲作、大炉作、小炉作、器械作、错磨作、旋作、鳞子作、银作、打线作、打磨线作、枪作、角作、锅砲作、磨头牟作。南坊系统有3741名兵校与工匠，北坊系统有4190名兵校与工匠，如再加上弓弩院1042人，造箭院1071人，总共不下万人，每年生产各种兵器上千万件。

专为皇室生产各种奢侈消费品的文思院先设42个作坊，也有1万多名工匠。其中掌管各类工艺品、饰品、礼仪用品的共有32个作坊，如打作、棱作、钑作、镀金作、作，钉子作、玳瑁作、银泥作、银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装銮作、藤作、拔条作、磙洗作、杂钉儿、场裘作、扇子作、平画作、裹钮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条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等。另外又从后苑造作所划归文思院10种作坊，其中有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梢作、打伭作、拍金作、玵金作、饱丝作等。此外，各地州军还设有都作院、作院或坊务，专为官府生产各种手工业品。

宋代官营手工业虽然发达，但民营手工业普遍崛起。例如陶瓷业，除钧窑、汝窑等少数官窑以外，绝大多数均属民窑性质，南宋江西景德镇作为当时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有瓷窑300余座，全部都是民窑。历来官营为主的井盐业中，自北宋中叶卓筒井出现之后，民营私井无论在井数还是在产量上，都把官井远远抛在后面。而民营制茶作坊占总数的99％以上，其他行业大致如此。

宋代自给性的家庭纺织业仍是纺织业主体，农家所织绢帛，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缴纳赋税，二是自家衣着。但作为独立手工业者的机户在宋代急剧增多。机户的来源大体有二，一是由市民家庭副业发展而来，二是与土地脱离关系的农村善织之家演变为独立手工业者。机户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但已脱离土地和农业劳动，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并且是以谋生为目的，专事纺织。其中有些拥有多架织机的“机坊”已雇佣工匠来弥补家庭劳动力的不足，但这种比例并不高。宋代的纺织业主要是小商品生产。

与纺织业一样，宋代民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在不断增强，众多手工业不再依附农业而存在，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其产品是专为销售而生产的，属于商品性质，绝大部分产品进入市场，纺织业、陶瓷业、印刷业等无不如此。为了打开销路，防止假冒和维护制造者的声誉，当时不少产品出现了类似商标的标记，这是民营手工业从事商品生产的又一标志。如宋代的铜镜背面都铸有文字，如“湖州石家炼铜照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色青铜镜”等，又如瓷器也出现了“张家造”“张家枕”等印文。即使在部分官营作坊中，商品经济的成分也在增长，其产品在满足官府、军队所需之余，也有部分销往市场，如铸泻务生产的铜铁器皿、修合卖药所配制的熟药、国子监下属书库印刷的书籍等，都是如此。

宋代的手工业与商业、服务性行业，都有同业组织，即行会，宋代称为“团行”。宋代工商业行会主要是为了应付官府科索商品、征发工役而组织起来的。官府将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都匠等，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科索与工役。行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协调行内各种关系，如规范各行业产品的质量规格、确定各经营户的经营范围等。

在纺织等行业中，还出现了包买商。如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布商陈泰每年年初，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机户、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的本钱。到夏秋间再到这些地方去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不少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即需费用500贯钱，而且这样的经营方式已持续很长的时间。宋代，这种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商人将分散在城镇、乡村的手工业品集中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现象，并不孤立，除纺织业外，茶园业、果树业中也可以见到包买商人的踪影，其活动地域，遍及两浙、江西、川蜀、福建等地。

二、纺织业

宋代纺织业的主体仍是丝织业，但南方棉织业、西北毛织业亦在崛起。纺织业在多数地区仍然作为农村家庭副业而存在，但民间机织作坊越来越多。

宋代丝织业产品，就地域特色而言，可以分为黄河流域、西川蜀地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区域。在黄河流域，丝织业具有悠久的传统，主要集中于河北、京东、河东诸路，主要产品有绫、𥿞、纱、縠子、隔织等。其中定州刻丝、单州薄缣最为著名。刻丝又称“缂丝”“克丝”，是一种大花纹图案编织的丝织品。织法上先用经线一通到底，再根据图案和色彩需要，分成若干断纬，用缠绕丝线的小棱分织而成，这在技术上称“通经断纬法”，又叫“纬起花法”。其视觉效果宛如纬线刻镂而成，故称“刻丝”。其纹饰多取唐宋名人书画，质地细腻，立体感强，能表现出图画特有的运笔和晕染效果，因此所织山水楼阁、花卉禽兽和各色人物都非常逼真。织就妇人一件衣服，需一个织工终年劳作，可见其工艺之精湛。这种工艺品生产技术最先出现在河北定州，后传至江南。在丝绸发展史上，松江地区的刻丝和刺绣与定州刻丝同为宋代丝织艺术的双璧，闻名遐迩。云间（今上海松江）人朱克柔是南宋著名的刻丝能手，所作《莲塘乳鸭图》为传世珍品。京东单州所产薄缣，柔软轻薄，呈半透明状，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远近闻名，后亦传至江南。

西川蜀地的丝织业，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发达，产品有绵、绮、鹿胎、透背等。所产蜀锦以质地坚韧厚重、图案丰富多彩、色调鲜艳、织造精致著称。成都锦院生产八荟晕锦、盘球锦、簇四金雕锦等9种名品，茶马司锦院生产七八行锦、玛瑙锦、真红双窠锦等29种名品。现存四川省博物馆的宋代八荟晕锦，由三重纬纹织成，缎地、浮花，以红、绿、蓝、浅黄等色组成大小两种八瓣形图案和垂直交错的直条，空隙处填以卍字形花纹。锦是各种丝织物中的精品，蜀锦历来是独冠全国，成为宋廷全力搜括的重要物资，皇室服饰、官员告身、臣僚衣袄均取资于蜀锦。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浙地区的丝织业傲居榜首，罗、绢、[插图]、丝的产量在各路名列前茅，寺绫、吴绢、夏纱等产品名噪一时。如产于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寺绫，由当地寺观尼姑善织而得名；临安所产的刻丝，有花、素两种，并出现了朱克柔、沈子蕃、吴煦等名家。到北宋中期，作为税赋向国家上缴的丝锦和丝织品中，除绫一项以外，长江流域均已超过黄河流域，其中两浙路即占1/4左右，而黄河流域10路，总共只占1/3略强。可以认为，到北宋中后期，丝织业重心已移至长江流域。而到北宋末年，黄河流域的蚕织业已被江南地区远远甩在后面了。

从丝绸技术体系看，秦汉是中国传统丝织技术的第一个技术高峰期。魏晋以来随着西域纺织品的不断传入，中西纺织工艺发生融会和交流，传统丝织技术体系通过吸收外来养料而逐步更新，在唐宋之际遂形成第二个技术高峰期，主要表现在纺织机具的改进、轴架整经法的出现和蜡染法的推广这三个方面。

在丝织机具方面，从南宋初年楼璹《耕织图》可知，宋代改进了束综提花机，较之唐代广泛使用的多踪多蹑机有很大提高，并将其推广。多踪多蹑机可织花纹不太复杂的锦绮等丝织品，只需一人操作，宋代仍在广泛使用。但织造复杂的大型图案，非束综提花机不可。这种提花机又分小花本和大花本两种。束综小花本提花机机身平直，中间高耸花楼，花楼悬挂线制花本即束综，专设一人拉动花本即提花，花本下连衢线，衢线穿过衢盘，下用竹制小棍即衢脚，使其悬垂于机坑之中。花楼前有两片地综，踏脚板通过鸦儿木将地综踏起，在此再设一人踏机用梭。即此机至少需两人同时操作，一坐花楼专司提花挽综，一坐机前专司踏机用梭。大花本提花机是小花本提花机的改进型，一般认为唐末五代时已有使用，其机身结构可以分为机身、花楼、开口、打纬和送经五大部分，江南民间俗称“大花楼机”。宋代以后，占据提花技术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两种机型，一直用到20世纪初杭州城内出现新式纹版提花机为止。

宋代采用轴架整经法，较之唐代经耙式整经法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并且促成织物的组织结构打破原先平纹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从唐代开始的平纹绵向斜纹锦、经显花向纬显花的过渡，至宋彻底完成，绫等暗花类织物就是其中的代表。

三、陶瓷业

宋代，瓷器生产进入了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9个省份和132个县。各地产品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大致可区分为七大窑系，其中北方居四，南方有三。

中原黄河流域主要有定、磁、耀、钧四大窑系，各窑精品迭出，各具特色。定窑以烧制白瓷著称。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县涧磁村至东、西燕川村一带，横长近10千米。仅涧磁村遗址，实地勘测面积达117万平方米。该处宋属定州，故称定窑。定窑创烧于唐，民窑性质，产品以白瓷和青瓷为主。北宋初年又为宫廷烧制器物，但同时大量生产日用瓷器，兼具官、民窑性质。北宋中叶定窑进入极盛期，改柴以煤为燃料，又创“支圈覆烧法”，产量成倍提高。产品胎质细薄，釉色莹润。同时在白瓷之外又创制了红定、紫定、黑定、黄定、绿定、土定等彩瓷，其中以“铁锈花”最为著名。主要生产碗、杯、碟、瓶、炉、枕等日用器物，造型丰富，端巧大方。定窑大量运用印花装饰，即用模具压印瓷坯成纹，同时刻、划手法也更为成熟，图案繁缛细腻，清新明快。定窑产品在北宋晚期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当时耀窑、宿窑、泗窑等均有仿定产品，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定窑瓷系。靖康之变（1127）后定窑陷于金境，断烧30余年，直到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才得以恢复，其原料处理、制坯加工和烧窑技术基本延续宋制。入元后由盛转衰，至14世纪40年代最后停废。

磁窑是河北的又一名窑，分布在今河北磁县、邯郸市一带的漳河两岸。磁县彭镇、贾壁村、青碗窑村和邯郸市的观台镇、东艾口村等处最为集中，其中又以观台镇宋代瓷窑尤多。磁窑烧造时限为北宋至元代，北宋正值其兴盛期。滋窑通常为长方体，窑具有匣钵、垫饼、支垫等，以叠烧、支烧法为主。产品以碗、盘、罐、盆、瓶等日用器皿为主，其中又以瓷枕最为著名，同样属于民窑性质。所制白瓷器物，以釉下白地黑花为主，也有白地酱花、白釉剔花、珠珠地划花和低温三彩器物。装饰题材以缠枝牡丹、莲花瓣、卷枝纹、卷叶纹较普遍，清新活泼，自然豪放。其时，河南、山西的一些白瓷窑和福建泉州磁灶的童子山窑均属磁州窑系，以白地黑花釉下彩为共同特色。

耀州窑遗址分布于陕西省铜川市西南的黄堡镇、陈炉镇、土店村、立地坡等地，以黄堡镇的窑床最多。这里宋属耀州，故称“耀窑”。耀窑也是民窑性质，北宋时已用煤料烧窑。耀窑器物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带黄，以细胎、细釉、暗花、开片为特征。刻花、印花纹饰达60余种，风格劲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广州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因地处耀瓷出口必经之道，深受耀窑风格之影响，故亦属耀州窑系。

官窑性质的钧窑因坐落在河南禹县北门外的钧台而得名。钧窑窑床结构与一般瓷窑稍异，窑身一般不高，方圆5尺许，有单火膛和双火膛窑之别。其中双火膛窑为就地挖筑，土墙，窑门向北，利用自然风力加热。这种窑膛结构便于以氧化焰转化为还原焰，烧造出钧瓷特具的变幻釉色。在各窑床间设有制瓷作坊，发现了建筑工场的砖、瓦、瓦当等材料，以及瓷土、釉药、彩料等制瓷原料，铜刀、鹿角抿子等制瓷工具。产品按釉色分为天青、月白、海棠红和玫瑰紫四类，此外还有豆青、碧蓝、米黄等釉色。这些釉色是钧窑工匠控制火候上的创新，他们以铜还原的红色釉与铁还原的青色釉混合烧制，才形成这样绚丽多彩、光亮浑厚的钧釉色彩。乳浊状釉色和蚯蚓走泥纹是钧窑产品的两大特色。其制作工艺是先将瓷胎用低温素烧，再上釉促成裂纹和缩釉，再入炉高温焙烧时，黏度较低的釉便会流入空隙、填补裂纹，故称“蚯蚓走泥纹”。需要强调的是，利用窑变规律发明铜红釉是钧窑的独特贡献，自此结束了陶瓷史上青瓷独占鳌头的局面，并为元明时期的釉里红和清代的郎窑红、桃花片奠定了基础。窑变过程中产生的红、黄、绿、青、紫等多种釉彩，五光十色，绚丽多彩，钧窑产品因此被赵宋皇室看中，所制盆、奁、樽、炉之类产品专供皇室贵族清赏雅玩。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禹县的神垕镇、方山、花石等处，以及河南的临汝、郏县、安阳、鹤壁、新安、鲁山，河北的磁县和山西省的一些地区，都陆续发现了烧制钧窑瓷器的窑址，数量达几百处。但这些均属生产民间日用器皿的民窑，其产品质量不如禹县钧台窑所生产的官用瓷器。

专为宋廷烧制陶瓷器皿的北方官窑还有一个汝窑，其遗址在今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汝窑产品以青瓷著名，所烧青色釉，铁的还原已至完成阶段，这在青釉瓷器演进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汝窑烧制时用支钉托住胚体，边际不露胎，底足也满釉，在工艺上较之定窑所烧白瓷有芒者又前进一步。

南方以龙泉窑和景德镇窑最为著名。龙泉窑是当时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渊源于唐，发展于北宋，鼎盛于南宋。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以龙泉县为中心。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现已发现古窑址200余处，遍布龙泉、云和、遂昌、永嘉等地，形成长达250—300千米的瓷业地带，规模极为可观。此外，福建北部浦城等县的青瓷窑址，也属龙泉窑系。龙泉窑瓷器品种繁多，举凡餐饮、文具、生活、娱乐用品以及明器等无不具备。北宋青瓷与越窑产品接近，釉色黄绿，常见纹饰有篦纹、折扇纹、海涛、蕉叶、变形云、菊花、莲花、莲瓣等；装饰手法以刻划为主，在部分碗内底心印有“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的方印。器形有碗、盘、罐等，以日用器皿为主，应系民窑性质。南宋青瓷器形种类繁多，除碗、盘、盆、罐等日用器皿外，还有多种仿自殷周古铜器和玉器的鬲、觚、觯、投壶、樽、琮等瓷制礼器；加之在龙泉大窑又发现专烧印有龙凤纹的瓷器窑，显然这是专为南宋皇室烧制的，因此龙泉窑中至少有部分属于官窑性质。

南方瓷窑的又一中心是江西景德镇地区。该地初名昌南，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改名景德。这里制瓷始于东汉，南朝晚期已颇具名声。两宋时大盛，以烧制青白瓷闻名于世，在制瓷技术、品种、产量、质量以及装饰技巧上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多次调查，共发现唐至明清的窑址近百处，其中以宋元时期窑址最多，分布在南乡一带山岭内。在湖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南山里、三宝蓬、宁村等处，宋代窑址最集中。景德瓷窑影响及于江西、广东、福建、安徽等广大地区，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青白瓷系。青白瓷又称“浮梁陶器”，因景德镇在唐属新昌县，治所在镇北浮梁而得名。宋代器物以垫烧为主，有部分覆烧器，瓷坯极薄，釉色白而隐现青色，坯体上雕刻暗花，内外均可映见，兼具唐代青瓷、白瓷两种特质，故称青白瓷。瓷胎用石泥制成，素肌玉骨，精巧雅致。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也有刻、划花刻，纹饰多莲花、荷花。景德陶瓷以湖田窑址的产品最为精美，胎色洁白，质地细腻，薄胎仅厚2毫米，其白度和透光度接近现代细瓷水平，颇似玉器风范。景德镇宋属饶州，因此该地瓷器被誉为“饶玉”。南宋时，景德镇税制苛重，窑主怕高温倒窑而使窑温偏低，故此瓷胎不如北宋致密，釉色稍暗，遂使福建青白瓷后来居上。此外，在江西比较著名的还有吉州窑、临川窑和南丰窑等。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福建、广东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外贸港口泉州和广州，闽广瓷器因得天时地利之便，其产品大量外销。在今福建地区，瓷窑遗址分布广泛，其中著名的有建窑、德化窑和今泉州地区的瓷窑。而在岭南两广地区的瓷窑则称桂窑，有北流县岭峒窑、容县城关窑、藤县中和窑，以及黔江岸边的桂平西山窑等。

南宋另一重要窑系是官窑。南宋定都临安后，在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又在乌龟山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宫廷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用釉很厚，釉色有粉青、蜜蜡黄等色，主要是粉青色，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瓷胎有“紫口铁足”之称，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分的黑铁色。官窑瓷器釉面多有纹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釉面发生裂纹，但官窑的工匠控制其制作工艺，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装饰瓷釉。器型常有盘、碗、碟等。此外，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还有仿古器皿作为宫廷陈设用品。

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和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和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瓷器传世较少，为世所珍。

四、制盐、冶金、采矿等手工业

制盐、冶金、采矿等手工业主要由官营手工业主导。

传统的盐品种大致可分四类，生于盐池的池盐，煮海水而成的海盐，熬井水而成的井盐，在崖岸上自然形成的崖盐或岩盐，岩盐的产量很小。池盐即从内陆咸水湖取卤制盐，以解州解县、安邑两池（今山西运城南、中条山北麓一带）最为著名，因此这里生产的又称解盐。解盐生产由官府直接组织，经风吹日晒而成，一般可形成晶体状的盐粒，因此又称颗盐。海盐产于沿海许多州县，宋代淮南路之楚、海、通、泰、涟水等州军，两浙、两广沿海都产海盐，其中以淮南为最著名。宋代的海盐业，在取卤技术上，有刮咸淋卤法、晒灰取卤法和海潮积卤法等工艺。其中海潮积卤法，是用茅草覆盖卤坑，上积海滨咸沙，利用潮汐的冲灌自然淋沥的卤法，有助于提高海卤含盐浓度，省时高效，工艺先进。在验卤技术上，根据卤水愈咸、浮力愈大的原理，采用石莲试卤法、鸡蛋试卤法和桃仁试卤法等，以测验和区别不同含盐的卤水。

盐井开凿，早在战国秦汉即已有之，但直到北宋初年，一直处在大口浅井阶段。其特征是锸锹挖掘，用木桶或皮囊取卤。这种方法固井困难，深度受限，只能开采浅层卤水，即浓度较低、含氧化铁较多的黄卤。到宋代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在四川研县出现了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卓筒井在钻井工艺上，第一是首创冲击式顿挫法，利用机械产生的重力加速度来钻凿井腔，为此创制了新式钻井工具“圜刃”，即钻头。圜刃由熟铁钢刃制成，口径仅数寸，可以钻出小口直筒的井腔，成倍提高工效，又克服了大口浅井容易坍塌的缺陷。第二是首创套管隔水法，利用巨竹去节，首尾相衔接成套管下入井中，以防井壁沙石落坠和浅层淡水浸入，有效保证了凿井的深度，并提高了深层卤水的质量。这种竹制套管即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钢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又首创活门式扇泥筒，独具匠心地解决了小口深井取土出屑的难题。在汲卤工艺上，用“无底而窍”、单相启闭的汲卤筒取代了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自闭，是一种先进的活塞启闭技术。宋代时，井盐生产主要在川峡诸路。

宋代冶铁铸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型能源煤的利用，钢铁产量的激增，冶铸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灌钢法的推广，最终成就了农具与各类工具的熟铁钢刃化。北宋时期，铁产量迅猛增长，官府的铁课收入每年就在500万—800万斤之间，呈逐年上升趋势，英宗时达到最高点，年入824万斤。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全境，官营铁冶退居到次要地位，对民营铁冶官府按20％的税率抽取铁课。元丰年间（1078—1085）的铁课为550万斤，则铁产量当以5倍计，为2750万斤，合今3300万斤，1.65万吨。这是按铁课估计的北宋铁产量，有的学者从消费角度估计北宋年铁产量，则数据达到了15万—18万吨，扩大了10倍。南宋时则由于北方煤炭产地的沦陷等原因，铁产量大幅下降。

宋代，灌钢法已普遍推广，灌钢法是把生铁块、条嵌入卷曲盘绕的熟铁之中，加热过程中封住炉子，以防氧化脱碳，让生铁中的碳分子均匀地扩散到熟铁之中，同时熟铁内的熔渣通过高温气化和取出锻打而得以减少。这种灌钢含碳量较高，无杂质，坚韧锋利，比锤击炼钢快捷简便，利于规模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熟钢刃农具、工具的普及。

北宋初年产铁之地有51处，分布在33个州军中，到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铁冶增加到77处，分布在36个州军中，如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福州、台州等地，估计当有40个州军产铁。根据各地铁产量，宋廷分别设监、冶、务、场等机构加以管理，如有记载称：铁产徐、兖、相3州，有4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9州，兴国军，有12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14州，有20务；信、鄂、连、建、南剑5州，邵武军，有25场。北宋铁产量最多的是永兴军路、河北西路和江南西路，铁课达100万斤以上，其余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秦凤路、荆湖南路、利州路，铁课也在10万斤以上。徐州利国监是北宋最为著名的冶铁中心，遗址在今徐州铜山东北约80千米处的盘马山下，今利国驿东站附近。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有36个冶铁工场，4000余名冶铁工人。兖州莱芜监遗址在今山东莱芜，下辖18个冶务，2000名冶铁工人。

宋代的有色金属，主要是金、银、铜、铅、锡这5种。神宗元丰元年（1078），各种有色金属产量基本上达到了最高纪录。其中金为4.18万两，近1.6吨；银81.7万两，约30.6吨；铜5550万斤，近3.33万吨；铅3495万斤，约2.1万吨；锡879万斤，近0.53万吨。有色金属特别是铜、铅、锡产量的激增，首先为当时的钱币铸造业提供了原料，同时也刺激了宋代金银饰物和铜制器皿制造业的兴盛。

宋代，胆铜法开始大规模地用于生产领域。胆铜法又称“胆水浸铜术”，是古代一种先进的冶铜方法。胆水又称胆矾，即天然硫酸铜（CuSO4）溶液，一般由辉铜矿（Cu2S）和黄铜矿（CuFeS2）氧化而成。把铁浸在胆水中，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利用元素活性的不同置换出铜来。此术发明约在汉代，但作为炼铜技术大规模用于生产，是在北宋约11世纪70—90年代。北宋晚期又发明了一种以胆土为原料的水法炼铜工艺。所谓胆土是贫铜矿或开采铜矿时的碎矿渣，经风化及氧化后形成的硫酸铜与土质的混合物。胆水则是雨水或地下水浸渍胆土后流出的含有硫酸铜液的水。以胆土为原料炼铜，要多一道水煎胆土以溶出硫酸洞的工艺，所以称为“煎铜”，成本较胆水炼铜要高。后来发展成为更为简捷的“淋铜”法，即把胆土堆积起来，使之风化、氧化生成硫酸铜，并改水煎为水淋。与矿铜相比，这种水冶铜原料简便易取，无须开挖矿井，成本低廉，兴办容易，为利厚博。

中国早在西汉时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直到11世纪以后，煤炭才作为新型能源，迅速进入生活和生产领域。煤炭在宋代被称为石炭、矿炭，木炭则被称为软炭，而与之相区别。在煤炭资源丰富的河东（今山西）、河北和陕西等地区，不仅居民生活的燃料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冶铁、铸钱、铁瓷等耗能行业的燃料构成也大幅度向煤炭倾斜。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北方地区森林资源日趋减少，燃料木材供应不足，人们不得不改用煤炭。1959年岁末，河南鹤壁市（北宋相州境内）中新煤矿工人在开掘巷道中发现了一座古代大型煤矿的遗迹。经考古工作者深入现场调查发掘，发现了古煤矿的巷道、井口、排水井、生产工具、灯龛以及运输工具等，再结合同时出土的宋元遗物，确定其开采年代在北宋中晚期。煤矿遗址有古巷道4条，直径2.5米，地下依煤层变化开掘坑道，将煤田凿成小块，采用跳格法开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并将地下水引入采空区贮积起来。排水井深5米，附近有木制辘轳和宋元瓷器。据估计，这座煤矿当时拥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当代鹤壁市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北宋煤炭产地大致集中在河东、河北、京东（今江苏徐州一带）等地。

五、造船、造纸、建筑等手工业

（一）造船业

宋代的造船基地集中在两浙的明、温、台诸州，福建的漳、泉、兴化等地，江西的吉、虔等州，以及两湖地区的楚、潭、江陵等地。四川、淮南、江东、岭南等地的造船业也有一定规模。宋代造船工人已掌握了一整套先进设计方法，能够造出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并具有特定性能的优良船舶。

最能代表宋代船舶建造水平的是远洋海舶，其特点是载重量大，设计科学，性能优良。1974年6月至8月，福建泉州湾发掘出土一艘宋代海舶沉船。该船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仅存底部，船体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此即文献所谓“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其优点是吃水深，稳定性强。船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连接方式有搭接式和平接式两种，混合使用。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办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结构严密，以防漏水，坚固异常，经得起风浪冲击，可作长时间、长距离航行。船舱用12道隔板，隔成13个互不渗水的舱室，各个舱室之间互相密隔，即使有一两个舱漏水，也不至于船只沉没，抗沉性能极为优良。对该船的复原研究，认为该船的排水量约在370吨左右，尚属中型海舶。瘦削的V形截面，具有很强的抗浪能力，减少了船的纵摇和升沉幅度，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航行速度。尖底与深吃水相配合，使其具有较好的适航性。海舶还配备有重达数百斤的四爪铁锚作为泊船工具。

1987年8月在广东阳江海域被发现，2007年12月被整体打捞出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I号”，更是近年水下考古的重大发现。发现沉船的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南海I号”木船体残长约22.1米，船体保存最大船宽约9.35米，有关部门为它专门在广东海陵岛建造了一座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供其陈列、研究之用。经过多年的保护发掘，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南宋外销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瓷器构成。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属于南宋中晚期一艘“福船”类型的古船。

宋代内河造船业的规模巨大，约公元10世纪末，仅宋廷官营造船工场每年要造3337艘漕船。南宋浙东明、温、台三州登记在册的船共有19287艘，其中宽1丈以上的有3833艘，占总数的1/5左右。内河船的推进力，主要是风力和人力。大中型船上，一般帆、橹、舵、棹、桨5种推动机具俱全。

（二）造纸业

造纸业到宋朝迎来了极盛期，纸张产地几乎遍及宋代各路，两浙、川蜀和福建是当时三大造纸中心。

两浙地区率先研究成功以竹茎为原料的造纸新工艺。竹纸最早见于北宋，由于竹茎结构紧密，纤维坚硬，打浆帚化较之麻秆、麦秸困难很多，因而质量不高。然而随着技术的改进，宋代逐渐掌握了一套彻底软化竹茎纤维的工艺，使得造纸原料突破了原先只能利用植物韧皮的限制，可把整个植物茎秆都化成纸浆，竹、桑、藤、麻等原料，经过蒸煮、漂洗、捣叩、制浆、捞纸、压榨、干燥、整形等工序之后，能够制造出特性各异、适应不同用途的本色纸张，纸张生产规模随之急剧膨胀。两浙竹纸在北宋中期即已名扬天下，至迟到南宋时期即12世纪，福建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也十分成熟了。竹纸有其他纸不能比拟的优点，如书纸滑顺，宜发墨，宜书写，不易褪墨，不易被书蛀。

川蜀地区是当时又一造纸中心，主要集中在成都西南郊的浣花溪一带和成都平原西南部的眉山境内。成都地区以生产麻纸为主，眉山地区则以生产楮纸著称。楮纸，即以楮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楮皮经过沤制发酵、碱液蒸煮、舂捣为泥、漂洗成浆等几道工序，方能得到合格纸浆。楮纸因其细白光滑、坚韧耐久，成为当时印制纸币即“交子”的最佳用纸。四川交子起初每逢闰年以旧换新，称为一界，每界发行100多万贯，后来印数成倍增加，可见蜀中楮纸生产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此外，政府公文簿书、民间契券证件，以及图书之类，均用楮纸印制。

由于造纸原料的扩展和造纸技术的提高，宋代时期出现了一批性能各异、用途不同的著名产品。除前述竹纸、楮纸、麻纸外，以竹子为原料的彩笺纸、以坚韧著称的藤纸、具有防蛀功能的藏经纸、纸幅特长的匹纸和印花水纹纸等名品最为世人称道。

（三）建筑业

宋代建筑科技十分发达。北宋初年喻皓在《木经》中提出的“材分制”，到北宋晚期的李诫《营造法式》中，显得更加成熟规范。喻皓（？—989）是北宋初年享有盛名的建筑匠师，早年活动于钱镠父子治下的浙东地区。入宋为都料匠，以《木经》一书和建造福圣木塔而闻名。喻皓的杰作是太宗时建成的开封福圣塔。该塔完全是木结构，8角13层，高360尺，前后逾时8年完工。因开封多刮西北风，此塔初建时，略向西北倾斜，喻皓预言70年后可吹正。可惜仁宗庆历四年（1044）木塔遭雷击而焚毁。五年后仁宗下令依照木塔原来式样重建此塔，但为防火，材料改用琉璃砖。这个砖砌木结构型的高塔，就是今天仍然屹立在开封城内的祐国寺塔。因为琉璃砖呈铁褐色，所以习称“开封铁塔”，该塔最令人惊叹之处，就是塔上各种不同尺寸的柱、椽、枋、斗拱和平座等构件，全部是用28种型号的预制琉璃砖拼砌而成，砖上有子母槽互相扣合。预制建筑构件如此标准、精细，反映了宋代建筑技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喻皓的理论著作《木经》3卷，原书早佚，从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可了解部分内容。《木经》的重要成就是在木结构建筑中提出“材分制”，主要涉及房梁长度和屋脊高度、楹柱高度和台基高度以及台阶3种不同斜度之间的比例关系。

北宋晚期李诫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进一步完善了“材分制”。绍圣四年（1097），宋廷为统一营造规范，保证工程质量，明确料例工限，诏令将作少监李诫编修，元符三年（1100）成书，崇宁二年（1103）刊印颁行。《营造法式》全书34卷357篇3555条。按内容可以分为诠释名例、工种制度与技术、劳动定额、用料规定和各种工程图样5个部分。在《营造法式》的“大木作制度”中，李诫进一步完善了“材分制”理论。他提出“以材为祖”，即以斗拱的断面高度作为用材基准，此谓“材高”，材高分为15份，材宽为10份，称为“单材”，高宽比例为3∶2，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受力断面，比现代科学验算的截面最强抗弯强度只低0.23％。若要增加材料的刚度，再加以高6份、宽4份的“栔”，使材的总高增至21份，称为“足材”，仍是3∶2的比例。这种比例的拱断面共分8种规范，此即“材分八等”。而材等则是按照房屋的等级和尺度来确定的，亦即木建筑所有构件的断面高度和长度，均以材等的份值和份数来计算。

我国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一个由隋唐的雄壮坚实到明清的华丽轻巧的发展历程，宋代建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斗拱用材和柱高结构中的比例适当，避免了隋唐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更富于艺术性。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的太原晋祠圣母殿，采用“减柱法”，通过斗拱承力，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殿内外共减16根柱子，殿前廊和殿内十分宽敞，说明宋代在建筑上已进一步掌握了力学原理。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宁波东郊保国寺，平面布置进深（13.38米）大于面阔（11.83米），呈纵长方形，在前槽天花板上绝妙地安置了三个镂空藻井，斗拱结构十分典型，立柱身有明显的侧脚，梁伏、阑额做成两肩卷刹的月梁形式，其所反映的建筑方法与《营造法式》的记载如出一辙，可称作是《营造法式》的一个活标本。这些存世建筑，见证了宋代建筑业的成就。